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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探析

发布时间:2017-10-12 11:03来源:网络

  摘要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里萌生、发展、成熟起来的,它以不同形式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生育价值观,并对各个时期的人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生育崇拜 生育文化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401文献标识码:A
  
  一
  
  远古先民的两性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动物生殖本能的基础上,人类对男女两性关系一直处于蒙昧阶段。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天人交感而生圣人的神话,这些“圣人无父”的感生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先民对生育科学的无知。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后,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又由于认识到女性腹体是孕育生命的所在,于是产生了对女性的孕体崇拜。孕体崇拜实质上是对新生命的崇拜,这是人类生育信仰的起点。
  随着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超过女性,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女性孕体崇拜也逐渐转为男性生殖崇拜。我国新石器中晚期就有石祖、木祖、陶祖崇拜。“祖”字的古体为“且”,而“且”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符号,石祖即是形态颇似男性生殖器的石头。在河南淅川的下王岗、陕西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和甘肃谷灰等地都发掘出距今五千年左右的男性生殖器崇拜遗物。“男性生殖崇拜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在文明很高的种族里也可以找到。”
  从女性孕体崇拜向男性生殖崇拜的转变,标志着生育信仰在原始人的直观思维中得到了发展和推进,认识到了男性在生育繁衍中的作用。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上,象征新生命的头像不是刻画在女性的腹内,而是雕刻在男子的胸部,表明新的生命原来是在男人的身上,是他们的“种”,传到女子身上,有她们孕育生产,女性只是被动的接受这样一个延续生命的任务而已。
  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对男性地位的认可和强化,更标志着生育信仰由对女性自然能力的承认变为对男性在家庭、社会生产中地位的肯定。在父权制家庭中,男性家长拥有对包括妻子儿女在内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女子在家庭中变成男性的附庸,沦为生育以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这就必然导致出现在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同时,“原始艰苦的物质生活和濒于种族灭亡边缘的生育危机,使原始人渴望种族繁衍,人丁兴旺”。于是,早生多生生男开始成为生育信仰的重要内容,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基调。
  
  二
  
  包括女性孕体崇拜、男性生殖器崇拜在内的生殖崇拜是人类生育行为社会意志化的体现。“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延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
  于是,诞生于人类初期的生殖崇拜,植根于原始生育文化深厚的土壤中,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兼容并包容各种仪式、礼制、风俗等生育信仰,形成了复杂多绪的生育文化集合体,演绎成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生育文化,溶进寻常百姓的家庭生活中,渗透在民族文化里,影响着不同时期的生育行为。
  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对“生育”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生”,“出也”,“抚养也”,“生长也”;“育”,“生也”,“养也”,“养子使作长也”等等。如果将这些不同解释放在一起,可以看出“生”和“育”都有“生长”、“抚养”之意。“生育”便是人们的孕育繁衍、抚养、教子等整个过程。
  生育文化便是人们关于生育活动的思想、观点、理论、传统、习俗、道德以及与其相关的法规、制度的总和,也就是与生育活动有关的意识形态及其凝结物。在主流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生育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到封建社会时期逐渐成熟。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丰厚的文化土壤。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无疑是一种“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其主要内容和特征在生育的目的和意义上表现为“多子多福”、“妇凭夫贵,自凭母贵”、“养儿防老”等;在性别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无子不成家”、“三千之责,莫大无后”等;生育子女的期望是“多子多孙”、“香烟兴旺”等等;对子女未来的希望是“望子成龙”、“早生贵子”等。
  这些以“早、多、男”为主要内容的生育价值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厚重的物质基础,并有制度形式的保证而传承为相对稳定的生育文化系统。
  首先,封建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这种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全靠手工操作,家庭人口的多少往往决定了经济状况,多增加劳动力,家庭生活就多一点保障。这种全靠体力劳动,男性自然比女性强,反映在人们生育观念上就是早生、多生、生男孩。
  同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继嗣制度。在代际继承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子女的义务,子女有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但由于在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继嗣制度剥夺了女儿应有的权利,所有义务和权利均由儿子来完成,儿子成为家庭事务、家庭养老和家族延续的承担者。这样,在生育文化层次里就更加强化了早生、多生、生男孩的观念。
  其次,中国两千多年儒家“孝”文化所造就的宗法制度和伦理制度也确保了早生、多生、生男孩观念的延续。“孝”是传统社会规定的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并要外化为具体的孝行,而“孝”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能够传宗接代,使家族香火不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同时,儒家文化强调“大一统”,人口众多是国家富庶的象征、家族兴旺的标志,因而“早、多、男”生育文化得到国家的提倡和家族的拥护。在统治阶级和家族的极力维护下,形成于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恪守的伦理道德准则。
  传统“早、多、男”的生育文化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形成了一种特质的文化现象,它以不同形式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生育价值观,反应着人们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引起的生育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转换为社会对人们生育行为的规范要求,从而对各个时期的人口发展产生影响。
  
  三
  
  人类生育的直接后果是引起人口数量的变化,而这种数量变化一般还是一种增值性的变化。“若没有了社会制裁,人类既然能够脱离生物机能的连环,他们种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自然的保障”。生育文化在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里,一直是人口快速增长的诱因之一。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人们寿命一般不超过四、五十岁,平均年龄则在20岁至30岁之间。在人口死亡率高达50%的情况下,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到1.5‰,新石器时代则增长到4‰。可见,生育文化对原始社会人口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如赵国华所说,生育文化“其深层涵义是祈求生殖繁盛,亦即解决增加人口问题”,也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进入封建社会,由于战争频繁,加之自然灾害不断,中国人口发展极不稳定。为了巩固统治,封建政权一直采取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同时,个体家庭和宗族也都鼓励族中家庭早生多生,生育文化繁盛一时,直接导致了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据统计,1741年我国人口数量已突破1亿,到1830年猛增至3.94亿。在不到9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近2亿人口。
  近代以来直至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以及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出现了衰变迹象,但其作用并未完全消失。目前,在农村和边远地区以及部分特殊人群中依然固守传统生育观念。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依然存在,并成为近现代社会人口膨胀的诱因,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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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11] 赵国华:《生育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作者简介:张学强,男,1969―,山东郯城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工作单位:临沂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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